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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比你更像香港人 -- 司馬文 (Paul Zimmerma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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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如果我在街上見到有事不對,我會忍不住去干預,我常常問自己一個問題:『為甚麼可以有這樣的錯?』」在香港住了近三十年的司馬文(Paul Zimmerman),是現在香港議會中唯一的外籍民選議員,身兼NGO「創建香港」召集人,似乎主動去改變現狀,挑起擔子做 leader,他早就慣了。「我做學生時候就從政,回到宿舍就是 master of the house,日日幫大家煮飯。」






司馬文祖籍荷蘭,早在唸高中的時代,已識得搞抗爭。當時校長獨攬大權,用人唯親,司馬文尊敬的兩位老師,就因為敢於進諫而失業收場,於是他召集同學,佔領學校三日三夜。雖然只是個高中生,已懂「放料」給傳媒,製造輿論,令獨裁校長最終下台。讀大學時,他離開家鄉,到鹿特丹伊拉斯謨大學修讀經濟,同時加入荷蘭的 Democrats 66政黨,他形容政黨為不左不右,比較中立,旨在監察政府。對政治感興趣,對他來說是自然不過的事:「你在報紙上讀到不同事件時,你會自行分析對與錯,你會同意或不同意,見到你認為不對不同意的事,就會想將它改變過來。」白天在外奮力搞抗爭,夜晚回宿就溫馨地為大家煮飯,對他來說都是一樣的事,同樣以照顧別人為目的:「你不明白,如果其他同學煮,不是肉煮好了,菜未得,就是菜好了,肉就凍,大家圍在桌旁飲啤酒又未食得飯,幾嘥時間!」於是他寧願日日一個人去買餸,快手快腳去煮飯,大家準時有得食,食完後,「洗碗就可以由他們慢慢洗。」他笑道。喜歡效率的個性,在細節上已看到。

「媽媽很早就要我們獨立,所以很細就識自己煮給自己吃,我常常會弄Zuurkoolstamppot (酸白菜馬鈴薯泥)。」荷蘭沒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本土佳餚,甚至可以說傳統的荷蘭菜本質上都是「農民菜」,樸實不造作。Zuurkoolstamppot 常見於荷蘭家家戶戶的桌上,材料也不外乎就是香腸、蔬菜、馬鈴薯三樣,做法簡單,司馬文說起這家常菜時也滿懷念,因為香港不易找到酸白菜,所以他每次回荷蘭,都一定一定會弄這家常菜:「我會做這菜給家人、朋友吃,我會特別加上牛油和牛奶令它更香!」晚上大家圍着吃掉一大盤 Zuurkoolstamppot,充滿牛油香的馬鈴薯令胃部很滿足。











但這份食物的滿足沒有令司馬文畢業後留下來,他說:「荷蘭是好,但好悶。」天氣壞,日日塞車,就算有份好工,都無癮:「荷蘭不同香港,她像一塊大型煎餅,人人在這煎餅上自己駕車,每朝返工都要塞在車裏呆。」於是他向外面的世界舉目四顧,帶着家人去尋找他第二個家:「我也拿過簽證去澳洲,澳洲的大自然是很漂亮,但都好悶。我的小朋友是半華人,在當地讀書,班上只有兩三個華人,其他都是澳洲人,他們的思想不夠開放不夠國際化。」於是他又帶着小朋友到上海住半年:「上海是好玩,像1984年的香港,發展機會很多,但生活質素不夠好,週未想去郊外,開兩三個小時車後仍在市區。」相比之下,十九歲時隨父親到香港出差後,香港在他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:「你諗下,在香港,十分鐘後,你就可以在海灘或者在爬山。」

於是1984年,司馬文二十六歲,遷來香港後再沒離開,而且從小做起,在銀行實習三個月,後來在國際公關公司Ogilvy做公關,之後又與當時的太太成立設計公司 The Bridge Design Limited,不難感覺到他很會做生意:「開頭也會做錯,公司規模還小時,手頭很緊,請人小心翼翼,不敢請高薪的叻人,但後來發覺我錯了,你看李嘉誠,做生意,就是要找叻過你的人幫你至得,就算他們要的人工很高。」請來賢助後,公司人數一下子由三十跳到八十,司馬文在四十歲時賣掉公司,簡單來說是搵夠上岸了,理應一世唔使憂,大可住在半山然後問山下的人「何不食肉糜」,偏偏他就出來搞社運。

「我記得在2001年吧,政府打算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,當時我心想:『What a stupid decision?』你怎會把所有文化上的投資放在一個地方,一個人身上? 我們的城市不只有西九呀,為甚麼不給不同人不同方式去競爭?」這是司馬文第一次參與城市規劃,自此「只有眼前路,沒有身後身」了。因為他同時拿走了心底的一個問題――也是人人看見一個居港外籍人士會問的問題――「你會在香港待多久?」而他終於找到答案:「直到我死去。」他說:「一旦我決定了這地方就是我的家,我就有動力,要令這個地方變好,這很自私哈哈。」

以往他在商界只着眼搵到幾多銀,今日他只關心在海邊種到幾多樹。從以前熟悉的經濟,毅然跳到陌生的城市設計裏,司馬文在香港大學完成交通規劃碩士學位:「我很關注香港的海岸線,像中環,是全球的經濟重地吧,但我見到有些人在網站組織行山隊,由中環行至香港仔,從經濟命脈行到山明水秀,吃碗麵再回來,沿途欣賞到美麗風光,而他們的成本,只是一支水一碗麵,全世界沒有其他地方像這裏。」所以由天星皇后碼頭到填海爭議抗爭,司馬文一直站在最前線,他甚至成立非牟利民間團體「創建香港」(Designing Hong Kong),期望能夠改善香港的城市規劃,現時司馬文為南區薄扶林區區議員。

要他把荷蘭一件事物帶進香港這城市規劃,應該會是單車吧。當一般香港人對荷蘭的印象停留於風車、鬱金香、紅燈區……司馬文最最掛念的竟然是單車:「我回到荷蘭第一件事會做的事,就是檢查我的單車,我可以騎單車周圍去探訪朋友家人,或知道哪個市集星期幾開就去買東西,單車能像走路的步速,所以不會錯過街上的仔細,卻比走路更輕鬆,而走得更遠。」司馬文有兩個仔一個女,與前妻所生的兩個仔也差不多二十歲了,他說暑假時三個男人三部單車就可出走兩個星期,與現任妻子生的小女還得幾歲,他說:「上次回去時她在我單車的前座,今次回去她坐在我單車的後座,下次再去她會騎自己的單車了。」

在香港騎單車有難度,不過並不適用於司馬文身上,他瞪着眼說:「我四歲就識騎單車。」但對初學者,尤其九龍港島兩地,都有很多障礙。司馬文總想令大家多享騎單車的樂趣:「官僚很緊張數字,有多兩個人騎單車發生意外他們就覺得不得了,要禁止騎單車的,但你不應去看騎單車出意外的總數,而應去看騎單車的人數、所行的公里與出意外的比率呀。如果多些人騎單車,意外數字高點,我只能說,sorry,that´s the way it is,但如果騎多了單車後人們生活更健康開心,何不嘗試?」













司馬文與他的小女
司馬文與他的小女

對於小城中不人道的設計他總是抱不平,難怪他開始了「話我知邊度無路行」(The Missing Links) 的計劃,專門找出缺乏或有問題的行人路位置,然後努力要求運輸及房屋局改善清單上的行人路。或者久於面對城市的冷漠會變得麻木,不經他一說,也不知原來有這麼多行人路突然消失、無故被堵塞、甚至有些地方根本沒有行人路,他總是很務實地為別人的需要而努力。

看着司馬文,真心覺得他比很多香港人更像香港人,他說:「我與其他香港人不同,他們是因為在這裏出世,沒得選擇,我卻是刻意選擇住在這裏,因為對我來說,這是最好的地方,我餘生都會在這裏。」

三十年前司馬文初到香港,他老闆的秘書得為他印卡片,替他就英文名Paul 改了保羅甚麼的,另一位會計同事看到,驚叫:「不行,別人定幫你改個甚麼菠蘿踢波之類的花名!得,交俾我。」週末後她帶着「司馬文」這三個字贈他,與他英文姓名 Zimmerman 配合得天衣無縫。「在中國古代,司馬一職掌軍權,司馬一姓有軍事意味,其他姓司馬的歷史人物像司馬遷、司馬光……」一股腦的說,他很喜歡這名字,從此司馬成為他的中文姓氏,印在他的身份證上、護照上,他真正的在這裏紮根。

有一天我們不再對他的灰髮白臉為意,只記得他身上那份平和的幽默感,因為這氣質,為香港現在烏煙瘴氣的政壇所少有,而他正好像那塊缺失了的砌圖般補上去,成為我們其中一人。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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